百年前那些先驱们（刘畴西）
今天介绍红军中的独臂将军刘畴西烈士。
刘畴西，湖南长沙人，原名梓荣，别名之荣，1897年出生在望城县靖港镇沙围子竹篱笆屋场一个农民家庭。刘畴西的家庭世代务农，他父亲刘国忠善于经营，家底日渐丰厚，在从花山岭迁到沙围子时，已有水田36石，家境尚为宽裕。刘国忠生有8个儿子，刘畴西排行第五，因他自幼聪颖，深得长辈喜爱，父亲极力供他读书，以期支撑门庭。1912年夏、刘畴西入靖港镇的长沙第四高等小学，与郭亮是同班同学。此时，辛亥革命在湖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畴西对这些推翻清廷、 创建民国的英雄极为仰慕，常与同学们议论时政，向往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不久，袁世凯派汤芗铭督湘，湖南各界民众对汤鼓吹复辟帝制、血腥镇压革命的行为非常愤怒，趁云、贵发动护国战争之机，奋起驱汤。袁世凯倒台后，汤芗铭也被逐出长沙。刘畴西所在的小学为此举行了庆祝会, 他与郭亮等登台赋诗，庆贺胜利。1918年，刘畴西与郭亮一同考取长沙市长郡中学，被编在第二十三班。他俩志同道合，友谊更加深厚。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刘畴西读到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立即与郭亮等同学投入了学生运动。他当众宣布：“我要改名刘武臣，下决心习武，做国家的忠臣。”大家拍手叫好。1919年5月下旬，长沙学生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刘畴西投身学生运 动，曾代表长郡中学出席省学联成立大会。5月底，长沙学生游行集会, 以罢课来推动市民的罢工、罢市斗争，刘畴西作为国货维持调查员被派驻长沙纱号。他带着一些学生，臂戴袖章、手提木棒，封查日货，对那些偷换标签的奸商，则在其招牌上大书“亡国奴，卖日货”。7月7日，他们将没收的日货，在省教育会坪焚烧，万人争相观看。刘畴西扬眉吐气，心里有说不出的舒服。学生爱国运动的髙涨，使军阀张敬尧极为恼火。他以督军兼省长的名义贴出布告，声言“社会党人利用时机，到处煽惑，扰乱人心，业经当局查觉，正严令警厅侦察总局一体拿办!”同时，他还发出杀气腾腾的《告诫学生的训令》，称“倘有听信浮言，固执己见，荒废学业，游行市街” 者，定“严加制止，勿谓言之不预也”。刘畴西与同学们没有屈服于张敬 尧的压力，继续进行罢课游行斗争，他们拒绝暑期考试，在徐特立的领导下，分组赴长沙县属各乡镇演讲，并逐渐把学生运动转为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湘的民众运动。当时郭亮家遭兵灾，被迫停学返回家乡长沙县铜官镇。刘畴西对挚友的处境极为关切，发动同学解囊相助。为鼓励郭亮在家自学，他还经常给郭亮寄赠一些书刊杂志。郭亮对此非常感激，曾在一封给刘畴西的信中写道：“弟与兄共灯对榻者，前后六载，于兹知己，其情无殊手足。”1920年秋，23岁的刘畴西在长沙长郡中学毕业后，抱着将来当教育家的志向，投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以优异成绩被该校录取，编入第二部第二班。当时，一师是湖南颇有名望的中等学府，毛泽东、徐特立、熊瑾町、陈昌、李达、方维夏、李维汉等先后在此执教，这里还聚集了郭亮、夏明翰、肖述凡等一批志向远大的有为青年，他们都是新民学会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刘畴西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两年，与进步师生交往密切。他关心国事，抨击时弊，思想进步很快。1920年冬，他与郭亮等人一道，在一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尔后，他常去长沙文化书社看书读报，去湖南自修大学参加我党组织的社会活动，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 1922年夏，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3月间，毛泽东、何叔衡受黄埔军校筹委会的委托，在湖南招生。何叔衡离穗返回长沙，通过中共湘区委员会秘密地通知各级党的基层组织，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清水塘预考。当时，刘畴西在湖北省旅鄂小学教书。他接到湖南党组织发出的通知时，预考期已过，便决定持党组织的推荐信，径直由武汉去上海参加复试。与此同时，湖南考生也由赵自选带队，经武汉去上海，赵自选等在武汉找到刘畴西后，与他一同前往。在上海，毛泽东主持了复试。刘畴西在以《试述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为题的作文里，历数帝国主义罪状，鞭挞北洋军阀为虎作伥的行径, 表达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愿望和从军决心，很快便被录取。3月底，他与赵自选、陈作为、袁仲贤、郭一予等湖南考生一道，乘海轮抵达广州，又顺利地通过了全国复试。刘畴西于5月5日入学，被编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与徐向前、蒋先云、周士第、许继慎、王尔琢、陈康、左权、蔡升熙等同期学习。这年8月，苏联政府首批运来俄式步枪8000余支，子弹400多万发, 船靠黄埔码头时，刘畴西与同学们兴高采烈，敲锣打鼓迎接，随即上船搬运枪支弹药。他从早晨忙到黄昏，肩担背扛，皮肤都磨破了，扔垫上衬布继续干，还兴奋地对同学们说：“革命有本钱了！”从此，他起早贪黑，投入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他的成绩单上，打靶、出操、队列训练门门都是优秀，他也常在队前集合时受到表彰。1924年秋，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开枪屠杀游行群众，叫嚣要孙中山下野、陈炯明回来执政。广东工农群众无比愤怒，在我党的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下令黄埔军校学生军配合大元帅府统辖下的各军出兵平叛。7月中旬，包围了驻广州西关的商团武装，刘畴西所在的学生第一队，首先投入 战斗，攻入商团盘踞的大楼，将反动武装缴械，为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扫除了一个隐患。在军校，刘畴西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下，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办墙报，组织讨论会，推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刘畴西还积极为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的会刊《中国军人》组织稿件，扩大发行。他的这些活动，曾多次遭到国民党右派学生的刁难，孙文主义学会把他列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的CP活动分子”名单，准备暗害，只是慑于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才未敢下手。不久，黄埔军校从浙江、湖南等地招募了1000多名农民、手工业者入伍，编成两个教导团。刘畴西于1924年11月30日领到毕业证书，被分配到第一教导团（团长何应钦）任第三连党代表。1925年1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布《东征宣言》，以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为主力，举行东征。2月1日，刘畴西乘坐兵船，离开黄埔港, 南驶东莞县太平镇（即林则徐虎门销烟处）。4日，东征军指挥部移驻东莞县城，东莞县商会举行了迎军大会，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刘畴西等政治工作人员与会。会后，刘畴西率第三连首先抵石龙镇，接着，沿广九铁路前进，经樟木头至塘头厦，与一股叛军遭遇，刘畴西率部先发制人，发动进攻，把敌人打败。然后，第三连乘胜追歼，进抵深圳以北20公里的平湖，转向东进，经龙冈迫近惠州南面的淡水，与敌洪兆麟部对阵。行军途中，部队就凭两只脚，每日疾走数十里。刘畴西身先士卒，在队前鼓舞全连士气，并组织党团员为掉队士兵扛背包和步枪，许多士兵很受感动。刘畴西命令士兵严肃行军纪律，保护群众利益。每到一处宿营， 他都派人在民宅门前贴上“民众住宅，不得进入”的字条，并约定士兵只能在户外问事。部队流动作战，后勤供应接济不上，特别是吃菜困难。他教育士兵不得在农家菜地釆摘，应找主人作价购买。老百姓很有感慨地说: “以前这里过军队，见什么就抢什么，现在你们学生军吃点菜都给钱，这样好的军队我们未见过。”部队沿途征用了一些民夫，刘畴西认真执行东征军政治部关于“不筹饷，不拉夫，现款雇役，力资每公里银毫两角”的规定。民夫中有许多妇女，刘畴西常劝她们少挑一点，妇女随军外宿不便, 他就让她们提前卸担，乘早赶路回家。这些行动，给东江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部队赢得了 “仁义之师”的称号。2月13日，刘畴西在淡水城外侦知陈炯明派一旅士兵增援淡水守敌, 立即向东征军指挥部做了报告。14日晚，苏联顾问在军事会议上建议，利用春节时期，釆用快速决战法，挑选敢死队架竹梯攻城。指挥部接受这一建议，挑选了十名营连党代表和百名士兵组成“奋勇队”，刘畴西也在其中。15日拂晓，刘畴西与奋勇队员轻装奔袭，摸到淡水城墙下，然后在机枪的掩护下，架竹梯向城头攀登。奋勇队伤亡过半。刘畴西冒着枪林弹雨, 最先爬上城头，与敌展开搏斗，被敌刺伤。他咬紧牙关，带血苦战，打开城门，迎接后续部队进城。战斗在上午8时结束，毙敌旅长一名，俘敌千人，缴枪2000支。守敌洪兆麟夺路逃脱。2月17日，洪兆麟卷土重来，率近万人开抵平山，企图夺回淡水城。敌不惜代价，接连发动三次冲锋，在阵地上倒满了尸体。刘畴西与战友们扼守的阵地，纹丝未动。在敌人溃退之际，他们跃出阵地，乘胜追歼, 进抵海陆丰地区。接着，于2月26日占领普宁、揭阳。陈炯明对洪兆麟部近万人败给3000学生军十分恼怒，他重新集结了数万兵力，派林虎、李易标率领，自兴宁、梅县南下，寻求东征军决战。此时，东征军已休整半月，而且在东江站稳了脚跟。他们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以逸待劳，准备迎击来犯之敌。3月12日晨，刘畴西所在的第一教导团，在棉湖西北山地与林虎主力打响，激战八小时，阵地更换了十余处，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刘畴西连也伤亡过半。但是，刘畴西与战友们仍坚守阵地，接连打退敌人五次进攻, 直至当日黄昏，第二团开始从右翼出击，敌人阵地呈现混乱。刘畴西发现敌人动摇，立即对战友们说：“抓住战机反攻，敌人就会溃败。”他左手高擎战旗，右手将盒子枪一挥，跃岀战壕，高呼：“革命军不怕死，奋勇前进!”率部冲向敌阵。敌人乱了阵脚，开始后撤。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刘畴西擎旗的左手，顿时，鲜血泉涌。稍事包扎，他忍着剧痛，又指挥士兵冲杀，把战旗插上了敌人阵地。战后，刘畴西被转到广州东山博爱医院治疗，因静脉破裂，血管溃烂, 医生告诉他，只有割掉左臂，才能保全生命。战友们闻讯，纷纷前往劝慰, 多主张不割手臂。刘畴西坚毅地对战友们说：“为了打倒军阀，性命尚 牺牲，割掉一臂又有何妨？请大家放心，我一只手也能干革命!”其妻杨淑纯得知此事，急从长沙赶来，见丈夫断臂，十分悲伤。刘畴西开导她说: “切莫悲伤，革命是要流血的，我们许多战友连生命都献出去了，他们才是最值得同情和怀念的。”最后还叮嘱她说：“革命党人的命是提在手里跑的，请不要多虑，要做好思想准备。”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偕邓颖超赶到博爱医院, 慰问东征负伤官兵。当走到刘畴西的病床前时，周恩来拉着他仅有的一只手，代表上级对他表示奖励。黄埔军校也给刘畴西颁发了军功状，并由校长蒋介石批准，拨款为他装配了一只假手。住院期间，刘畴西兼任医院的党代表，负责对伤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不久，国民革命军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刘畴西几次申请归队，均未获准。他将不能重返战场视为一大憾事，惆怅之余，曾在寄给哥哥刘钱侯的照片背面写道：“三月十二日伤，九月一日痊，正重征时也，恨不能前往，（终）天之恨”。最后，他再三请求，才被同意出院，留黄埔军校工作。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下令取消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另组黄埔同学会，规定黄埔同学会有一定的自治权，能决定军校毕业生的任免、升迁、调补等。为了争取这一合法权益，蒋先云受党的委托，参与筹备同学会。1926年6月27日，千余名黄埔师生在广州举行了 “恳亲大会”，邀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和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何香凝到会讲话。会上，刘畴西被推选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的代表，担任同学会组织科统计员，负责掌握同学名册及人事变动记载，随后，又调任同学会总务科的科长。11月间，他随黄埔同学会从广州迁至南昌。1927年3月，刘畴西到了南京。接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党组织立即通知刘畴西离开南京，秘密去武汉找贺龙部队。5月底，刘畴西取道江西到达长沙。时值马日事变之后，长沙一片白色恐怖，无法立足。幸好在铜官镇遇见挚友郭亮，他顾不上回家探望妻女，便与郭亮一起日夜兼程赶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当时，贺龙部队已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募了大量工农运动的骨干入伍，党安排刘畴西在贺龙部队做政治工作，不久又调至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任师部参谋。与此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府，也加快了叛变的步伐。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党掌握下的叶、贺两部革命武装，在“东征讨蒋”的旗帜下，迅速开往鄂东南地区集中，然后乘船直赴九江，并于7月26日进抵南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在市区心远中学的第二十四师参谋部里，刘畴西汗流浹背，正对着地图凝思。他按照起义军参谋团的部署，协助叶挺制定第二十四师的进攻计划。起义胜利后，刘畴西调任二十四师的营长。为避敌锋芒，起义军按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南下广东。8月4日，刘畴西率部作为第十一军的先头部队离开南昌。途中，在瑞金、会昌与敌钱大均部遭遇，部队受挫，向东突围，由赣入闽。在福建长汀重新整编时, 刘畴西调任团参谋长。时值酷暑季节，部队且走且战，异常倦困。特别是刘畴西丧失左臂，行动更是不便，但他很乐观，每到宿营地，就谈笑风生地讲些历史故事, 借以激励周围战士。9月中旬，他与起义军到达广东潮汕地区。在三河坝, 指挥部决定分兵。部队潺暑远征，寡不敌众，汤坑战役，起义军受到很大损失。刘畴西与部队失散，化装成老百姓，昼伏夜行，从乌石赶到碣石。路上，幸与郭亮、柳直荀等人相遇，他们在甲子港雇了一只民船，准备经海路去香港。不料，途中遇到海盗，将他们随身携带的财物抢劫一空，还将他们双臂反缚。船只在海上漂流数日，被风吹到北部湾海面，恰遇一只 邮轮航行公海，才使他们绝处逢生。于是他们随邮轮到香港，辗转再三, 终于抵达上海。此时，已是1928年初。由于伤病交加，身体虚弱，刘畴西在找到党组织后，被安排在上海休养了一年。他一面养病，一面协助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开展白区斗争。1929年初，刘畴西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苏联军事学院学习。这是苏联一所高级军事指挥学院，主要培养高级参谋人员，刘伯承也在此学习。 刘畴西早年在长沙读书时，英语成绩较好，到苏联后，在短期内即通过英语交谈和英俄对照阅读，学会了俄语，经过一年半的学习，他刻苦攻读马列军事著作，努力掌握军事科学知识，提前结业。1930年8月，刘畴西从海参歲乘船返回上海，由党中央秘密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开始了新的军事生涯。
刘畴西离开上海，沿着三年前走过的山道，由闽西进入赣南。到达江西中央根据地后，他被分配到红一军团第三军担任第八师师长，师政委是王如痴。1930年冬至1931年春，鲁涤平率10万兵力，“长驱并进”围攻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诱敌深入。刘畴西奉命率红八师从吉安西北部的油田向根据地中部作求心退却，埋伏在龙冈附近，伺机破敌。当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闯入埋伏圈后，枪声大作，刘畴西所在的红三军突然从正面出现，迎头痛击，红四军在右翼、红三军在左翼、红十二军堵住退路，使敌陷入重围之中。此役，共俘获敌军9000余众，张辉瓒也被活捉。接着，红军乘胜向源头追歼逃敌，刘畴西率红八师迅速挺进, 迂回到东韶街东侧，拦腰截住敌人，他们协同友邻部队，歼敌谭道源师的 一半。至此，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刘畴西师奉命在宁都一带分兵发动群众, 组织地方武装。1931年2月，蒋介石不甘失败，又派何应钦带领2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仍采用“诱敌深入”的打法，调刘畴西的红八师从永丰县的古县星夜南驰，集结于东固地区，隐蔽了 25天。待敌自投罗网后，刘畴西部配合红四军从正面发起进攻，在东固西北的九层岭高地歼敌一个整师。接着，刘畴西率红八师随红 军主力向东作战，在水南、白沙、中村等战役中，连续歼敌两个师又一个旅，继而又在广昌消灭敌刘和鼎部，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1931年7月，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调重兵30万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制定了 “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刘畴西坚决执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命令，率部克服盛暑爬山的困难，自闽西建宁出师，向西翻越武夷山，连续行军十天，赶回赣南兴国集中；8月初，取得了莲塘、良村两次大捷。接着，刘畴西率部佯攻驻吉安龙冈之敌周浑元部，有力地配合兄弟部队歼灭了驻宁都黄陂的守敌四个团。9月7日，刘 畴西所在的红三军兵分三路，追歼兴国北逃之敌，刘畴西率红八师为红三军的左路，从茶园冈出发，于老营盘追上敌人，歼蒋鼎文部一个旅，然后马不停蹄，又协同兄弟部队，在东固的方石岭歼敌韩德勤师。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后，红八师奉命移师石城、瑞金一带，又胜利地完成了肃清苏区内部敌碉堡和“土围子”的任务。刘畴西在反“围剿”斗争中英勇善战，被苏区人民誉为威震敌胆的“独臂将军”。1931年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萧劲光任校长、刘畴西任政治部主任兼军事教员。在军校，刘畴西既讲授革命理论，又担负军事技术课, 经常通宵达旦地制定施教方案。他十分重视言传身教，尽管自己失去了左手，训练时仍和学员一道雨里爬，泥里滚。他强调军校教学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并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知识，结合红军反“围剿”的实际进行战例分析，使学员从背诵操典、条令中解脱出来，学了就用得上。在刘畴西与军校教员们的共同努力下，先后为红军培养了近6000名军事干部，周恩来曾高度地评价了军校的贡献，说它比黄埔军校办得更好。1932年5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调动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扑来，局势极为严重。苏区中央局指示将赣南的地方武装独立第三师和第六师合组红二十一军。调刘畴西任红二十一军军长、李井泉为政委。这年年关，刘畴西率部征战闽赣边境，协同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作战。红二十一军配置在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左翼，在宜黄的黄陂地区全歼敌一个整师。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打得十分激烈，虽然中央苏区战场捷报频传，但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都非常吃紧。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3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调刘畴西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新成立的红十军军长。他离开硝烟弥漫的中央苏区, 带领一个警卫排，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刘畴西赶到闽浙赣苏区时，已是3月18日，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在横峰县黄山底召开。他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委托，在闭幕会上宣读了中央政府的信，授予方志敏一枚红旗勋章和红十军一面奖旗。在这次大会上，刘畴西被增选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闽浙赣苏区靠近敌人心脏地区，对蒋介石的统治威胁很大。刘畴西主持闽浙赣军区的工作，动员全省军民全力以赴地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1933年9月，蒋介石陈兵百万，以200架飞机助阵，气势汹汹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苏区四面合围。闽浙赣军民在方志敏、刘畴西的领导下，不惜代价粉碎了敌人的堡垒战术，致使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堡垒体系未能构成。对此，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南昌行营四处张贴布告, 分别以8万和5万光洋的悬赏，扬言要缉拿方志敏和刘畴西。与此同时, 蒋介石还派周浑元率3个师攻打黎川，截断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省的联系, 使赣东北的军事形势日趋险恶。11月20日，在横峰县葛源召开的闽浙赣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 刘畴西分析敌我形势，号召红军指战员“务必不惜用血肉和头颅来执行大会的一切决议和口号……为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而斗争”。敌人以重兵压境，很快就闯进了闽浙赣苏区的大门。11月27日，敌人前锋部队抵横峰，另一股敌军企图偷袭杨家门。刘畴西接到侦察员的报告，立即与军区的负责人赶到前线。他观察了地形后，命令红十军及横峰独立营在王家坂至杨家门之间设伏。次日拂晓，敌人进入伏击圈，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居高临下，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刘畴西把前线指挥部设在战壕里，一面指挥作战，一面用他仅有的一只手举枪射击。是役，歼敌第二十一师一个团，缴步枪300余支、机关枪6挺、迫击炮3门、子弹20万发、电话机1架、战马40匹，俘敌团长以下200多人。这一胜利，迫使正向河口、上饶、弋阳等地进犯之敌撤退，对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刘畴西指挥若定，英勇善战，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扬。1934年1月， 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同年8月1日，经中革军委电令嘉奖，授予他一枚二级红星军功章。1934年11月初，寻淮洲率红七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闽浙赣苏区的德兴县重溪。刘畴西、方志敏等闽浙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和红十军的负责人，率部从葛源北上，专程前往接应，与寻淮洲部在重溪胜利会师。按中革军委的电令，两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原红十军和升编的地方武装分别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共有兵力6000余人。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并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刘畴西主持红十军团的第一次军事会议时，提出整编后的任务是：第十九师挺进浙皖赣边境，打击“追剿”之敌，相机发展新苏区；第二十、第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抵御“围剿”之敌，保卫根据地。会议决定，红十军团对外仍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活动，先遣队以刘畴西任总指挥。由于敌人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日趋严重，12月上旬，中革军委电令红十军团转到外线作战。于是，刘畴西率红十军团指挥部及第二十、第二十一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经婺源、开化之间和会宁南部，北上皖南。部队沿途张贴抗日标语，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共卖国的罪行。特别是进入白区后，刘畴西反复强调应严明军纪, 秋毫无犯，争取白区群众的支持。他们一边行军，一边作战，击溃了国民党浙江保安师两个团的尾追，攻克旌德县城，摧毁敌碉堡百余座；还在兰渡截获敌二十一旅的汽车四辆，缴枪数百支、迫击炮两门。经过长途跋涉, 频繁战斗，人马十分疲累，加上伤冻交加，有些士兵掉队了。刘畴西命令部队减轻辎重，轻装前进，并把自己的马也让给病号骑。12月10日，刘畴西所部进抵黄山东南的太平县汤口，与寻淮洲领导的第十九师合兵一处。休整了两日，准备继续北进。就在这时，蒋介石调兵遣将，动用了5个正规师、2个独立旅以及浙皖4个保安团的兵力，沿途修筑了4000里公路、2000个碉堡，前堵后追，妄图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置于死地。首先赶来寻求决战的是国民党补充第一旅。该旅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见我军已十分疲惫，想抢“头功”。军务紧急，刘畴西马上召集军事会议制定对策。当时，我军兵力在数量上与该旅差不多，只是装备较差，必须选择有利地形，打敌一个措手不及。刘畴西摊开地图，提出在太平县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设伏，得到各级指挥员的同意。乌泥关是个狭隘山口，东侧是六三〇高地，北面是小山坡、谭家桥公路经过这里，是敌人的必经之地。会议做出的战斗部署是：派皖南游击队牵制敌人，而以红十军团主力置于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的顺序，摆成一字长蛇阵。12月14日上午9时，王耀武带领敌补充第一旅进入我设伏地区，刘畴西下令发起总攻。三发信号枪响过，第十九师的一个连迎面封锁了乌泥关, 第二十一师的一个营马上截断后路，各师主力亦同时对敌拦腰岀击。敌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死伤惨重，走在前面的敌第二团团长也当场被打伤, 队伍乱成一团。可惜的是，我战斗力较强的第十九师主力，未按计划将兵力配置于乌泥关以北，而是放在南面的悬崖峭壁上，兵力不易展开，正像方志敏后来评价的，是将“有用之师置于无用之地”，致使一度呈现动摇之敌，重新部署了兵力，集中全力进攻我不长于阵地战的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第十九师因受地形制约，增援莫及，结果，北段的阵地被敌人冲开。接着，敌人又以数倍兵力争夺六三〇高地，寻淮洲奋勇拒敌，腹部负重伤, 不久身亡。此时，敌增援部队正向谭家桥接近，战局逆转，于我不利。刘畴西立即指挥部队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谭家桥战役的失败，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陷入了被动局面，动摇了 刘畴西继续进入白区作战的决心。为了摆脱敌12个团兵力的围追堵截，一部分同志建议分散兵力，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相机歼击敌人。刘畴西当时还没有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认识，担心兵力分散更难应付敌人的重兵 “围剿”。于是，在军团干部会议上，决定将部队掉头南下，返回闽浙赣苏区休整补充。南下时，方志敏、粟裕率800名红军战士先行，刘畴西与军团主力殿后。1935年1月12日，先头部队抵达浙江开化县的杨林地区，没作停留，翻过一座山头，便进入了化（开化）、婺（婺源）、德（德兴）小苏区。接着，又继续向前，开进闽浙赣苏区的港头。当刘畴西率后续部队抵达杨林时，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第五团已抢先赶到，在三坂、徐家村一带修筑工事，挡住了红十军团主力进入闽浙赣苏区的通道，并与刘畴西所部发生激战。刘畴西见敌布防，当机立断，以少量兵力作掩护，率大队折向南华山、王山村，也进入化、婺、德小苏区。此时，敌人正在加强闽浙赣苏区外围的封锁线，能否突破这道封锁线, 是决定红十军团命运的关键。1月16日，刘畴西接到方志敏、粟裕从港头送来的信，指出敌情严重，部队应赶快靠拢，军团主力务于当晚全部通过陇首地段的封锁线。但是，刘畴西见部队极度疲劳，仍下令宿营休息。方志敏等人得知此情况，心急如焚，认为耽误时间无异于作茧自缚。于是, 便要粟裕率先头部队立即出发，赶到大小坪地区筑构阵地，征集粮食，迎候主力部队到来，自己则留下来等待刘畴西所部。第二天，当刘畴西率部与方志敏会合时，敌人已加强了封锁线，前一晚上粟裕部队的行军路线不能再走了。于是，刘、方研究决定从金竹坑方向突围。由于敌情不明，加上对被敌人包围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当敌人在前打枪拦击时，我主力部队就折回，一连几次变换突围方向，在怀玉山游弋了数日，致使敌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完成了包围圈。红十军团在纵横不到15里的山地陷入了敌第四十九师、第二十一旅、浙江保安师等14个团的重围之中。1月的皖南，寒风刺骨。红军战士经过两个月的行军作战，伤亡不断增加，此时，已是弹尽粮绝，广大指战员只得靠树皮、草根充饥。刘畴西率部在怀玉山的东南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马山等地，反复冲杀, 浴血苦战。在敌人不断围攻下，我军被冲散分割，各自为战。因为山高林密，敌人搜索不便，于是派出飞机轮番轰炸，后来，索性放火烧山。我军许多伤病员，为了不当俘虏，被活活烧死。有的战士且战且退，被逼上山顶绝路，他们宁死不屈，舍身跳崖。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十军团除有一部分兵力分散突围外，大多未能冲岀。1月20日午夜，刘畴西率余部在许坞作最后一次突围，不幸误入敌群。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左冲右突，仍不得出去，只好退回怀玉山中。为了不被敌人一网打尽，他与方志敏商议，将身边的同志化整为零, 分散偷越敌人的封锁线。刘畴西与第二十师参谋长乔信民等人结伴，昼伏夜行，翻山越岭。特别是刘畴西，在许坞突围时，仅有的右手也负了枪伤，只好由战友们搀扶着走，攀登峭壁几乎是被人抬着上。路上，他责备自己指挥失误，使红十军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痛失败；看到自己身负重伤，还要连累战友们，更感到心如刀绞。他恳切地对乔信民说：“老乔，我不能吃，也不能走，没有用了，不能拖累你们，你们突围走吧。我不愿当俘虏，给我一枪吧!”同志们眼睛都湿润了。危难之中，怎能丢下自己的指挥员？乔信民鼓励他说：“老刘呀！我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我们绝不能丢下你不管，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 ”又过了两天，他们与一股搜山的敌人遭遇，同志们为了掩护刘畴西, 把他隐藏在草丛里，然后分头跑散，把敌人引开。就这样，刘畴西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爬到怀玉山程家湾附近时，再也不能向前移动了。
1月25日，中共闽浙赣省委从截获敌人的电话中得知，搜山的敌军向顾祝同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省委准备派人前去营救幸存的红军指战员。但是，蒋介石因为还没有捉到方志敏、刘畴西，仍下令继续搜山。敌第四十三旅的士兵终于在程家湾附近发现了刘畴西，并从他左臂断残的特征，判断他就是红十军团军团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总指挥。于是, 敌人如获至宝，把他押到陇首的团部，然后再解往玉山县城。方志敏也于1月27日被俘。1935年1月31日，刘畴西被从玉山县递解上饶。国民党在上饶召开了所谓“庆祝生擒方、刘大会”，将方志敏、刘畴西等被捕的红十军团负责人押到台上示众，借以显示“战功”。刘畴西等人昂首挺立，视死如归, 用炯炯发亮的目光来回答敌人的挑战。色厉内荏的敌人感到不寒而栗，台下被迫与会的群众却流露出钦佩的眼神。2月1日，一个排的敌军，将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分别押上三辆军车, 从上饶经弋阳解到南昌，囚禁于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刘畴西与方志敏、曹仰山、王如痴等几个先遣队负责人囚于一室，分别被钉上十斤重的脚镣，是看守所关押的“要犯”。刘畴西在半年的铁窗生活中， 同敌人进行着坚决的斗争，挫败敌人软硬兼施的阴谋，留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气吞山河的英雄形象。方志敏在狱中所著《可爱的中国》等文，曾多次记述刘畴西与敌进行的不屈斗争。一天晚上，刘畴西又被提审了。公案前坐着一位三角脸的副处长，他说：“你是黄埔的一期生，委员长很器重你。不是吗？你那只假手也是委员长批款给你装上的。我想向你进一忠告，既然你们已经失败了，还是到国方来做事吧，何必固执呢?”刘畴西哼了一声，正告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 不要希望我给你们办任何事情。”副处长仍不死心，又狡黠地劝道：“对你直说了吧，上峰要重用你呀! 不然，为什么还留着你不杀呢？再说，你们的主义也不见得会成功，即使成功也恐怕要等500年，你何必这么傻，为几百年以后的事去拼命呢?”刘畴西斩钉截铁地回答：“共产主义的实现，谁也不可阻挡。”副处长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打出一张叛徒的牌，问刘畴西：“你晓得孔荷宠吗?”刘畴西淡淡地说：“听过这个名字，他是个无耻的家伙!”副处长被激怒了，想发火，但总算抑制下来，接着说：“你说他可耻, 我们说他是觉悟。懂吗？这叫弃暗投明，现在他当了少将参议，每月拿 500元大洋。”刘畴西马上把他顶了回去，说：“我不像他一样，我不要官，也不要钱。”副处长嚎叫起来：“经我的手判决枪毙的，连我自己都无法计数了，你也要放明白点!”刘畴西听罢哈哈大笑，昂起头来，大义凛然地说：“你能砍下我的头 颅，但你能动摇我的信仰吗？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刘畴西、方志敏等在狱中坚贞不屈，使得敌人无计可施，不得不在报纸上发出哀叹和诅咒，说：“刘、方二匪，则至死不悟，倔强异常，…… 对匪军内部情形，不愿吐露。”刘畴西自知必死，心里很坦然，有时还在囚室里下象棋，闲谈时，他对方志敏等人说：“死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因为生命已经握在最凶恶的敌人的掌心。”说到这里，刘畴西使劲地伸出脖子，做个刽子手持刀向他砍下去的样子，边做动作，边斩钉截铁地说: “脖子伸硬些，挨他一刀！临难无苟免!”有一天，吃过午饭，看守兵送进来半盆水，刘畴西仅有的右手因枪伤未愈，便让看守兵帮着洗脸洗头发，擦上“金鸡牌”香皂后，满头泡沫, 方志敏见状，笑着问：“只手将军，你把头发洗得干干净净做什么？”“我把头发洗干净，是准备见上帝啦!”“见上帝？看不出你会说出这样有趣的话来。是的，你死了将会升入天堂，坐在上帝的右边。”“我偏要坐在左边！”“好吧，你就坐在左边吧!”这段对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因伤病严重而昏睡的曹仰山也被他们的笑声惊醒，他仰起头来问：“你们为什么笑?”方志敏告诉他：“仰山，只手将军说,他把头发洗干净了是准备见上帝的，并要坐在上帝的左边。这话怪有趣呀!”曹仰山被他们的情绪感染了，也从竹床上坐起来，插话说：“唔，是有趣的话儿。”可见，他们虽然身陷囹圄，却满腔正气，视 死如归，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时，他们在谈到红十军团的损失时，心情十分沉重。当时，他们还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就从自己的战略战术上检查，对兵败被俘感到羞辱，特别是对指挥失误，铸成大错，更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战友，对不起苏区人民。他们经常发出这样的叹息：“我们的中央，一面要责备我们，一面又要可惜我们。” “呵, 赣东北的同志们，这次你们都吃了我们失败的大亏，你们又要重过1928年的艰苦生活了！”至此，大家都沉静下来，各自移动钉着铁镣叮当作响的脚，倒到自己的竹床上沉思去了。因为他们是“要犯”，生活上较一般被捕人员要“优待”些。但是, 刘畴西入狱时，枪伤未愈，又得了伤寒病，被病魔折磨了两个多月，使这个铮铮硬汉瘦得只剩一把皮包骨头。他毕竟顽强地活下来了，渴了，就喝盐开水，不能吃硬饭，就啃烧饼。为此，方志敏送他一个“烧饼主义者” 的雅号（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描述的田寿，就是指刘畴西）。他们在包烧饼的报纸上寻找“新闻”。一天早晨，烧饼刚刚送到，刘畴西接过后骂了一句：“看看里面有什么新闻。妈的！连报纸都不给看。”他口里吃着烧饼，两眼就在这片几天前的报纸上来回寻视，发现了一条要在“收复区”建造白骨塔，以纪念“国军阵亡将士”的新闻，便递给方志敏看。方志敏气愤地说：“报纸在他们手里，颠倒了是非黑白！”刘畴西进一步挖苦道：“哼！造白骨塔，就在这监狱里造个直径十丈、高十丈的塔好了。把这里被枪毙的、杀头的以及活活折磨死的人的骨头装进去，一年之内也会装满的。”方志敏接着补充：“我可以替他们计划一下，要造白骨塔，全中国可以造十几万个，每村一个，最大城市一百个。专收那些饿冻而死、无钱治疗而死、为革命被杀的、战场上牺牲的、因无生路而自杀的骨头。” 听到这里，刘畴西感叹地说：“中国人的生命，真像一个蚁子、一皮草儿, 一天到晚不知要糟蹋多少? ”铁窗生活，对革命者来说，也是战场。刘畴西等人并不是单纯地等待着一颗子弹或挨一刀这一天的到来，还要进行积极的斗争。5月间，刘畴西从敌人对方志敏的提审和看守兵那里了解到，赣东北军民的斗争没有平息，他们组织了赴难军继续打击敌人，敌人企图缓和这种反抗，把处死方、刘的时间拖延下来。于是，他与方志敏等人商量对策，方志敏提出“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收获”，准备冒死越狱。当王如痴认为“越狱毫无把握”时，刘畴西表示不同意，反驳说：“并非完全不可能，不过必须有外援。”他只是担心自己与曹仰山都是残废，行动不便，怕影响别人。方志敏劝他说：“要走就一起走，我们生死存亡在一起!”后来，由于敌人看守愈加严密，而且与外界的同志未能接上关系，越狱计划没有实现。方志敏、刘畴西在怀玉山被捕的消息见报后，很快传到国外，关怀着祖国抗日的爱国华侨，纷纷致电所在国的中国公使馆，电报从美国纽约、三藩市以及古巴雪片似地传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这件事，使南京政府非常恼火。刘畴西等被捕6个多月来，坚贞不屈，国民党从他们的口里没有掏出任何所需要的东西，诱降也遭到了失败。于是，蒋介石给顾祝同下达了 “秘密处死”的手令。1935年8月6日凌晨，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打开牢门，将刘畴西押往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窝的秘密刑场。刘畴西拖着沉重的铁镣、器宇轩昂地走过去。在生命的最后 时刻，他与被难的战友们发出了雷鸣般的呼喊：“中国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刘畴西英勇就义时，年38岁。
湖南解放后，望城县人民政府给他的遗孀杨淑纯送去了 “伟大英烈” 的金字匾，1950年，刘畴西的同乡、战友袁仲贤回到望城，曾为烈士题词。现在，长沙烈士公园高耸着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塔内陈列着刘畴西的遗照和斗争事迹，这是党和人民对烈士的最好纪念。
